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把生态文明上升为全面小康目标的新要求，凸现决策层对中国环境和资源现状的深切忧虑 

    虽然在新一届政府的执政理念中，环境、资源等外部约束性问题，已经成为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，但在11月15日上午，当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开幕式报告中，将“建设生态文明”，明确定义为中国在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目标的新要求之一时，仍然让人为之一震。 

    追根溯源，普遍的看法是，全球范围内的生态文明理念，植根于上个世纪70年代在西方社会兴起的环境保护运动。这一运动，极大地改变了欧美国家的政府理念，使得工业文明对自然造成的损害，无论是以环境污染还是直接健康损害的形式表现出来，都开始逐步受到严格的监管和约束。 

    1995年，著名作家、评论家罗伊·莫里森在其出版的《生态民主》(ecological democracy)一书中，就明确提出了“生态文明”(ecological civilization)这一概念。他呼吁，应该以污染税来代替所得税，以信息交换来代替无限制的增长等，来节制工业文明的危害。 

    中国在政策层面最早提出“生态文明”这一概念，最早或许可以追溯到2006年夏天，现任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副局长潘岳所撰写的《社会主义与生态文明》一文。在这篇文章中，他指出，所谓生态文明，是指人类遵循人、自然、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，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，是指人与自然、人与人、人与社会和谐共生、良性循环、全面发展、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。 

    不过，在潘岳和一些国内环境专家看来，由于先进的环保节能技术的应用，加上国际贸易分工带来的产业转移，迄今为止，生态文明的概念，并未在欧美成长起来。 

    但在中国，除了真正建设生态文明之外，却几乎没有任何其它的选择可行。因为在过去20多年中，随着中国承接国际产业分工，成长为新兴的“世界工厂”，生态负担也日益沉重。而对于中国这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而言，如果不从理念和体制上进行变革，任何把这种成本转移出去的想法，都是不现实的：没有哪个地方，有足够的空间来吸纳这种潜在的转移。 

    正是出于这种忧虑，在中国政府制定的“十一五”(2006年到2010年)发展规划中，就把到2010年，把单位GDP能耗降低20%，以及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降低10%，定义为硬性的约束性指标。 

    除了在国务院常委会议中，多次涉及到节能减排、环境污染以及治理等课题，今年6月份，国务院又正式下文，宣布成立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(下称“领导小组”)。由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担任组长的这一领导小组的设立，充分彰显了中国政府对此的紧迫感。 

    然而，要真如胡锦涛总书记所言，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、增长方式、消费模式，使得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，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，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，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，从而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的观念，也将是一件长期而艰巨的任务。它除了要求各级政府，尤其是地方政府，彻底实现执政理念的根本性转变，更需要更多具体、可操作的细节设计。